最终，赵弘润还是同意了周朴前往大梁城内司法衙门任职的恳请，不过在心里，他还是暗自为那些日后落到周朴手里的人犯感到怜悯：周朴这厮，那是绝对拥有着能让人“痛改前非”的能力的，只要一朝落到他手里，保准叫你这一辈子都不敢再犯禁。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劝人向善？
安顿好宗卫们后，赵弘润又召来了拱卫司的燕顺、童信二人。
拱卫司的忠诚，不必多提，毕竟那是先王赵偲亲手提拔的，且其中大多都是亲近姬赵氏一族的世族子弟，甚至于，其中还有些连带关系。
比如童信，就是大太监童宪的族侄。
拱卫司目前的处境很尴尬，因为这个司署原本是先王赵偲为了追查萧逆而设置的，因此，拱卫司的御卫即可视为君王身边的近卫，又拥有缉杀要犯的权力，地位超然。
但新君赵润继位之后，拱卫司的地位就难免变得很尴尬了：在刑侦方面，它与分别执掌青鸦众与黑鸦众的「天策府左都尉高括」与「右都尉张启功」冲突；而作为护卫成员，又与卫骄执掌的禁卫军、岑倡执掌的东宫卫（原肃王卫）权力重叠。
处境相当尴尬。
要是赵弘润不想办法给拱卫司找点差事做，恐怕曾经这凌驾于刑部与禁卫之上的司署，都要彻底闲置，沦为不入流了。
但问题是，如何安顿拱卫司呢？
毕竟无论是挂靠在禁卫军名下，还是内侍监名下，这都不合适啊。
想来想去，赵弘润最终还是决定叫拱卫司回归垂拱殿，除了负责守卫垂拱殿外，也听候他以及内朝诸大臣的差遣。
自此，拱卫司与天策府青、黑二卫，成为大梁乃至整个魏国地位最超然的三个特殊司署，而内侍监，则彻底失去监察大梁乃至全国的权利，权利限制在宫廷之内。
除此之外，朝中也有些许变动，毕竟新君新气象嘛，怎么说也得稍微改动一二。
九月初九，垂拱殿内朝诸大臣终于拟定了一些新的政策，并在次日已推迟至午后的所谓早朝中将其提起。
新的国策，所围绕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休养生息。
但细分下来，却有密密麻麻几十条。
首先是「田垦」这一块。
魏国的田垦，分为民屯与军屯，前者不必多说，是魏国主要的粮食储量来源，而后者，则单纯是为了养活魏国各地方的军队。
但是朝廷渐渐发现，民屯的效率逐渐被军屯比下去了——虽然说民屯的产粮依旧远远将军屯抛在后面，但若仔细算下来，民屯的效率却远远不如军屯。
对此，前户部尚书李粱提出了几桩缘由：
其一，国内垦田分配不均。
在魏国人口最密集的颍水郡，超过一半以上的田地仍然掌握在贵族、世族手中，以至于平民的耕种田地面积很小，而尴尬的是，在三川郡、上党郡、河西郡、河东郡、以及河套地区，大批肥沃的土地无人开垦。
就算是一些贵族、世族，在那些人口较少的郡县购置的田地，也只是摆在那里荒置着。
这在前户部尚书李粱看来，是极大的浪费。
因此，李粱向朝廷提出建议，鼓励颍水郡的百姓向三川、上党、河西、河东、河套等地迁移，为此不惜以减免前几天的田税作为甜头。
但礼部却表示这很难。
毕竟在这个年代，「恋乡」的情结还是颇为普遍的，除非走投无路，否则，几乎很少有人会背井离乡，前往陌生的土地。
赵弘润在想了想后，提出了一个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建议：修路！
修路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朝中大臣纷纷表示不解。
见此，赵弘润遂向其作出了解释。
赵弘润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之所以普遍不肯离开故乡，主要还是交通不便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安陵到上党相隔千余里，寻常百姓若是赶路，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才能从安陵抵达上党，这还是在中途没有迷路的乐观情况下，否则，一两年都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当然不愿意轻易离开熟悉的故乡。
但若是交通便利，就比如，将轨道马车用于民间，可能安陵百姓前往上党，只需二十天到一个月工夫，这就极大地减少了百姓对前往陌生土地的惶恐——甚至于，就算他们思念故乡了，也可以再花个二十天到一个月返回故乡，不至于一辈子被栓在上党，直到年老临终，这才本着落叶归根的心思尝试返回故乡。
听了赵弘润这个观点，朝中大臣们大为惊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因素。
但不能否认，这个观念很有道理。
然而，工部尚书孟隗却提出了异议：“陛下，似这般，工程太过于浩大。”
现户部尚书杨宜也赶紧跟上一句：“且开销太大。”
想想也是，在全国铺设道路网，而且还要设置轨道马车，天啊，非但工部要负累到吐血，就算是卖了户部也造不起啊。
在这种情况下，赵弘润建议道：“钱的问题，可以向国内的商贾暂借，至于维护轨道马车的费用，朕以为可以向民间收取……乘一次车，可大大缩短民间赶路的时间，以微薄的酬金换其以辛苦赶路，朕相信，民间并不会有所不满。……除此之外，也可以向希望运载货物的商贾收取，诸位可以放心，朕敢保证，这绝对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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