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夏尔交代完毕剩下的一些事项之后，约瑟夫-波拿巴也直接告退了。夏尔十分讲究礼节地将他送到了小宅院的门口。临走时，他跟夏尔交代了最后一句话，表情看上去对今晚的收获十分满意。
“夏尔，我这次来法国，要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剩下的都交给你了。看你的了！”他轻轻拍了拍夏尔的肩膀以示亲切，“我和我堂兄都绝对相信你的能力。”
“谢谢您对我的提携。”夏尔貌似恭敬地回答了一句，然后目送心满意足的约瑟夫-波拿巴离开。
夏尔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约瑟夫-波拿巴的背影，直到确认此人已经消失在街角的黑影当中后，他才慢慢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时间已经凌晨时分了，但是夏尔却毫无倦意。
虽然此时已经是深秋时分，夜晚的温度已经降低很多了，但是穿着比较单薄的夏尔却毫无所觉，他慢慢走回刚才三个人聚会的地方，然后静静地坐回原位，思考着今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
银行家博旺男爵那狂妄自负的演说，此时仍旧响彻在他耳边，既傲慢又决绝，让夏尔深刻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法兰西里金融家的力量。
他的计划夏尔无法阻止，也根本无意去阻止，甚至干脆地同意也去参加，去分一点银行间啃剩下的残羹冷炙，心甘情愿地被银行家所收买。他此时已经抛弃了刚才那种下意识的犹豫——博旺男爵曾讥笑这种犹豫为“可笑的道德障碍”——他明白自己此时的立场只能走这条路，而且并不为此感到遗憾。
而约瑟夫-波拿巴刚才志得意满、洋洋自得地跟自己谈论“统治艺术”和“帝王术”的模样，直到现在仍然盘桓在夏尔脑中，让他在心底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点点苦笑，和一点点轻蔑。
是的，也许是因为那位天才伯父固执专断闹得最后众叛亲离、帝国覆灭的教训实在太过深刻，所以波拿巴家族的下一代们就特别讲究玩弄权术，深怕一不小心就玩坏掉自己好不容易又夺回来的帝国。
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说确实是以马基雅维利的教诲为行事准则的，因而做事过于讲究手腕和变通，却缺少真正的“目的”。
这种特点在未来的拿破仑三世治国时，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后来的帝国统治中，表面上看他的施政带有早期启蒙主义者所构想的“共和”的色彩，甚至被一些反对派骂作“戴着皇冠的共和派”。在他的皇朝，可以说是当时全欧洲国家里面全民公决次数最多的政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将自己扮演成“民意的执行者”、“人民的朋友”、“法兰西人民的慈悲皇帝”。
然而在实际上，他在暗地里却又实行一种极其诡诈的施政方式，以“民意”的表皮来推行他妄想（有时候甚至是狂想）的政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今天做的和昨天做的也往往不一样，因而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搞不懂他是真聪明还是糊涂了。
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就曾在暗地里讥讽过他：“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
各种想法像兔子一样繁殖，却往往抓不住重点，这正是拿破仑三世的最大缺点。
平心而论，一位统治者想要治国有时候必须要有些权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拿破仑三世确实是一代枭雄一代人杰。
但是，政治家玩弄权术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权术本身，而是为了借助权术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推行自己想要推行的治国政策。拿破仑三世在玩弄政治阴谋和权术、制衡手下的重臣们这一方面确实干得不错，但是在国家间真正硬碰硬的时候，国力才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砝码。
拿破仑三世的悲剧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还是只想着玩马基雅维利这一套，虽然有些时候是需要要玩，但是纯靠权术最后拿三就只好在汹涌而来的德意志百万大军面前玩出了一个色当兵败、帝国灭亡的结局（当然，俾斯麦本人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这就不需要赘述了）。
但是很遗憾，除了穿越者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因而未来的约瑟夫-波拿巴亲王可以洋洋自得地在夏尔面前表演吹嘘一番“统治艺术”，还想把特雷维尔家族拉成自己的忠实手下。
一想到这里，夏尔就忍不住又笑了出来，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他很明智地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一个必须担心的问题。
他会因为波拿巴家族的这个决定而暴富，但更加会因为波拿巴家族的这个决定而成为人民眼中的“恶棍”——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恶棍最大的屏障就是如博旺男爵那样躲在阳光下，贸然成为众矢之的绝不是什么好事。
约瑟夫波拿巴说的是什么来着？
“我们必须清清白白地登上皇位，我们要问心无愧地君临法国。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只能是皇帝的恶仆，而不是皇帝本人。”
那么谁来做这个“皇帝的恶仆”呢？
只能是大奸臣特雷维尔，无恶不作的夏老大了，这些头衔想都别想躲掉。
夏尔不是担心名声差，一个资产阶级斗士会怕什么差名声？
他担心的是这样一个难题——这样一个名声大坏的大奸臣特雷维尔，会不会在未来成为皇帝某一次玩弄权术的牺牲品？会不会成为皇帝平息民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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