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这一段公案。
只是郭嵩焘此刻不会想到，很快，他便会得到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命！
二人正在闲谈，门房来报，称“刘云生”来访。
听到“刘云生”三字，林义哲心中立时变得警惕起来。
对于这个人，他可是相当熟悉的！
对于“刘云生”这个名字，后世之人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是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如果把它换成“刘锡鸿”的话，只怕便有很多人知道了。
刘锡鸿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原籍广东新会。。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是19 世纪60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 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
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在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举人，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他考取举人后做过幕僚，镇压农民起义。他后来加入郭篙焘的幕府，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刘两人曾一度交好。后来郭篙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于是，郭篙焘便提名刘锡鸿随同出使，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算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但是刘锡鸿对郭篙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满，这为他们俩后来反目成仇，积怨甚深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参观游历，关系还算和睦。但是，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两人互相攻讦，他先后参郭篙焘“三大罪”、“十款”，而郭篙焘参他滥支经费，最终两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时被召回国。回国后，郭嵩焘被免去官职，再未被起用，而刘锡鸿则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后于1891年郁郁而终。
虽然历史上的郭嵩焘被罢免不得起用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但当年刘锡鸿受了李鸿藻的指使，对他进行的无端构陷，却无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云生来得正好，呵呵，快快有请。”郭嵩焘此时并不会想到日后刘锡鸿会给他带来多少烦恼，而是高兴地对门房说道。
门房领命而去。见到有客前来，林义哲正要起身告辞，郭嵩焘却笑着对林义哲说道：“云生是我昔年知交好友，多年不见，却一直音书不绝。自我入京之后，便时时前来探望。云生曾随我多年，可谓知己，学问也是好的，鲲宇不妨也见见他，正好聊聊。他对鲲宇，也很是敬服呢！”
听到郭嵩焘说刘锡鸿对自己“很是敬服”，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但表面上却还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他知道，刘锡鸿对自己的“敬服”，应该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之上的！
不多时，刘锡鸿便进来了，并且还带来了礼物，见到林义哲在，没等郭嵩焘做介绍，刘锡鸿便满面笑容的上前给林义哲见礼。
“久仰林大人之名，今日得以亲见，真乃三生有幸！”刘锡鸿十分恭敬的说道。
听到比自己大许多的刘锡鸿叫自己“大人”，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好笑。
“幸会，幸会。”林义哲微笑着起身还礼。
“云生，来来来！这边坐！”郭嵩焘高兴地说道。
趁着郭嵩焘招呼刘锡鸿入座，林义哲仔细的打量了笑容可掬的刘锡鸿一眼。
刘锡鸿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一张脸呈倒三角形，眼窝略有些凹陷，鼻子很大，留着山羊胡子，穿了一件皮袍子，腰悬美玉，乍一看上去，很有些中国传统儒士的“骨胳清奇”之相。
但令林义哲感到不舒服的，是刘锡鸿的眼睛！
刘锡鸿看人的目光，似乎总是闪烁不定！
这样的眼神表明，他应该是一个善于骑墙之人！
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营垒，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中下层，都这样营垒分明地对峙着。有没有中间路线呢？想在墙头上骑着坐一坐，看看风向的有，可他们在墙头骑不住，风大伴墙的多。
那么哪一派势力强一些呢？洋务派虽然眼光远一些，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也不无道理，但他们毕竟是不安于现实的一派，要打烂坛坛罐罐，要变老祖宗的成法，特别是他们连拐弯抹角也不屑于干，而公开主张以西方为师，认为原有的一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几千年变化不大的国家社会的规章制度，人人都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要革，连娃娃们学些什么也要改动……总之，天下要大乱了，这哪能行呢？那些骑在墙上的人最会察颜观色，上看皇帝老佛爷的态度，下看老一辈人的眼色，他们太容易得出结论了。
林义哲知道，刘锡鸿便是这种骑在墙上的人！
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也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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