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遗憾的是，林义哲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大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更是充满了这样的夸夸其谈：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国，岛国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应该是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将日本天皇与幕府将军混同，将日本的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中国式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之处。
“六爷。”文祥轻轻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问道，“听闻那林鲲宇在海外时，曾经上了一折，建议朝廷于科考中专设一科，以作育洋务干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亲王点头道，“林鲲宇在折中言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么？”文祥接口道。
“惜乎万金之策，朝廷却不能用！”恭亲王颌首道，“但此事于倭人之患何干？”
“六爷可知，此时日本国内有多少西洋小学塾么？”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亲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万所！”
“近万所！？”恭亲王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此一来，岂不是日本国内之蒙童，已经皆习西学？”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点头道。
文祥现在已经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其实首先是“教育立国”以求知识于世界，而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枢设立所谓文部省来改革全国之教育，即废除各地专攻儒学之藩塾，设立教授西学之新式学堂……”文祥又向恭亲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学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学术由浅入深，但皆为西洋之学。”
“而今日本国内就已经有小学堂约万所，中学堂近百所，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合计十余所。六爷……”文祥抿着嘴向恭亲王点了点头，“我大清国内，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学堂否？”
“我不说，六爷也明白，若要国家兴盛，首在人才！国事尚可不论，单以新式水师论，我船政水师学堂一年招生不过数十人，且入学后还尚需一年光阴来修习算术、绘图等课，可这却只是日本国内幼童在小学校时便已精熟的基础课程！”文祥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仅以这人才作育一项而论，六爷，我大清和日本孰优孰劣，还需多言么？”
“倭人之所谓维新，也不过仅仅数年而已！”恭亲王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走出来，“我大清的洋务，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统计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余年光阴，如何竟会被日本一个蕞尔小国超越于前，几近望尘莫及？”
文祥静静的看着满面落寞之色的恭亲王，却丝毫找不到开解他的理由。
开解于他，便等于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义哲的折子之后，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向林义哲发函问询，林义哲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东瀛纪略》的小册子回复，他从这本册子当中得来！
“六爷可知，倭寇之自强，看似始于同治年间，但若要究其根本，却可上溯至乾隆年间了。”文祥道。
“乾隆年间？”恭亲王惊讶的抬起了头，“会有那么早？”
“确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个酒嗝，而后才用力点了点头——至现在为止，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的确只搞了几年，可是除了林义哲之外，并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知识界的学术和舆论准备乃至“西南四强藩”的“兰学”实践已经进行了200余年！
从1603年开始，日本德川幕府便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从此日本对世界垂下了“锁国”帷幕长达二百余年……但日本人对西洋其实是“锁而不死”，留有余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锁国”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允许长崎作为一个通航的港口来与中国和荷兰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国内的西方学派——“兰学”的学者们就是透过这样一条小小的缝隙来如饥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进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将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翻译成日文为标志，“兰学”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纪初，日本已经有了一批开始尝试在日本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兰学家”，而诸如萨摩、长洲等强藩已经开始着手编练西式军队，设立炼铁所等西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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