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谁都知道，这个军调处是在重庆谈判失败后，美国人为了缓和中国的内战局势出面协调双方的停战事宜的产物，由国共双方和美国军事顾问共同派人组成。
象这样的机构能对中国的和平起多大的作用，命运又能有多长久，明眼人其实也都是茶壶里面煮饺子肚里有数的事了。
现在双方面临的是阶级矛盾，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要推倒独裁统治的反动政权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靠美国人的调停是根本不可能起到效果的事情。最后不通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是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局的。
既然是这样，那么军调处也就是个临时的双方公开联络的场合和地点了，最后是一定要被撤消关闭的，而一贯不守信义的国民党在关闭办事处的时候会对里面的工作人员干出些什么来，现在谁也说不好。
当然，在汤大麻子还没见到林晓童之前，他对谢长林没让自己监视军调处的事情还不会感到遗憾，现在他的已经看中了属于他职责管辖范围之内的“707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助理杨乐乐，他打算最近就对其进行霸占。所以当刘弘来请教他田大丰请客吃饭的事情时，他就随意敷衍了刘弘一下。
有了汤凯的这些话，刘弘才算是把心放了下来，他决定去赴宴，不过这小子怕死，还是拉上了心腹钱二顺一起去了田大丰当天晚上订下的“月满楼”大酒店的六号包间。
正如汤凯向刘弘所预料的那样，田大丰设宴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向刘弘问罪来的。
席间，他只是告诉刘弘等，自己的女儿田歌在和她的同学做些走私的生意，希望和自己一同负责长江和黄浦江防务的刘弘能高抬贵手，放走私船一码。
刘弘这才把心最后放了下来，现在物资匮乏，官僚买办阶层的人和很多军方上层人物都在做着各种走私的营生，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儿了。就连刘弘正想自己也利用职权干这事那，也正想巴结田大丰，让他届时放他一码，见田大丰先提到了这事自然毫无问题的满口答应了。
刘弘那里知道，就在他和田大丰推杯换盏之时，他大哥刘忠和郭玉兰押送的布匹船只已经顺利的通过了黄浦江保密局设下的检查站，到了长江并且向着长江口外驶去了。
那天在长江上负责检水面船只检查的水警头儿是田歌的弟弟田成。
刘忠和郭玉兰在长江口外将把船上的布匹倒换到另一条郭玉兰熟悉的船上，这条船正是汤恩才运输公司名下的那条“泰和号”货轮，船长还是薛品仙。上次在铁箭行动中，双方合作的很好，一直以为自己是运的走私物资的薛品仙非常的配合把事情做的十分圆满，但是这次情况起了变化，因为薛品仙把贼眼盯到了郭玉兰的身上来了。
市委知道运送布匹的船只顺利的进入了长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马上把这消息报告给了中原野战军政治部，请求在下一阶段的运送途中给予协助。
上海地下党所做的这些工作都巧妙的绕过了苏北方面直接和中原野战军进行的联系，因此“布谷鸟”秦长荣是一无所知的，对于刘忠的下面的工作的安全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谢长林知道这些布匹数量不在少数，上海地下党是不可能不尽快的把货物送出去的。他不放心上海的事了，因此把“硬底高跟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金大牙，自己连夜开车从巢湖赶到了南京的浦口，坐轮渡过江后再转乘火车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谢长林极斯菲尔路76号的办公室里，刘弘和田大丰向谢长林汇报了搜查布匹的情况，田大丰认为布匹一定还在上海某处的仓库里，建议对各个大型的仓库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搜查。
而刘弘一方面认可田大丰的意见，一方面又担心运布匹的船只钻了空子已经入了长江。但他不敢说出自己的担心，因为谢长林授权他负责此事的，一旦如此的话他是要被斥责甚至要送上军法处的。
谢长林认为刘弘和田大丰都还缺乏系统的侦察经验。
他说：“这么大数量的布匹对于任何一家纺织织布厂或者商号来说都是非同小可的数字，肯定要留有进出库记录和销售记录，并且一定是大型的纺织织布厂，小厂是生产不出来这么不布匹的。还有，共军购买这么大数量的布匹一定不会使用现金，肯定要走银行的银票。你们两人马上着手对上海各大纺织企业和银行进行调查，不可能查不出痕迹来的。一旦查到立刻给我顺藤摸瓜找出刘忠、郭玉兰的线索来。”
谢长林的指点一下让田大丰和刘弘毛塞顿开，这才想到自己的水平和谢长林还远不能比，他们马上在谢长林的协调下做了分工。由刘弘负责对各大纺织厂进行调查同时继续对黄浦江的过往船只进行严格检查，而田大丰则负责对银行进出针对纺织厂的大宗银票进行调查。
仅仅两天后，刘弘和他的手下特务在对“大成织布厂”的调查有了收获。他们发现最近大成厂有批数量一千五百匹的黄色粗布去向不明，这个数字和“布谷鸟”报给谢长林的数字十分接近。
刘弘马上让人把大成织布厂的厂长经理和销售人员全部抓到76号拷问，结果发现正是这个大成织布厂把大量的布匹卖给了不明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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