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姆恩”
卫燃用越难语和对方打了声招呼，后者也立刻用越难语回应了一句“你好”，接着双手合十回应了一个宗教礼节，顺便，也让众多镜头拍到了挂在他脖子上的一对美军士兵牌。
看了眼站在这名僧人旁边的中年男人，卫燃用汉语问候道，“您好，阮明聪先生，接下来就由我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可以吗？”
等杨哥将这话翻译给了对方，阮明聪也立刻点点头，格外客气的说道，“麻烦您了，卫先生，也谢谢您的为此承担的风险。”
说完，阮明聪同样双手合十回应了一个宗教礼节并且微微鞠躬，进而也让同样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一对美军士兵牌露了出来。
同样双手合十回应，赤着脚的卫燃转过身，站在台阶上用法语说道，“我身边的这位师父，是黎友福同志的长子阮友福，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他的样貌是因为当年美军在越难上空喷洒的橙剂。
万幸，橙剂虽然夺走了他的眼睛和容貌，但并没有夺走他的心智。他是不幸的，却也是幸运的。”
稍作停顿，卫燃走到阮明聪的身旁继续介绍道，“这位是黎友福同志的次子阮明聪先生，他自幼便帮助养父母蒙胧夫妇经营着一座孤儿院，那里收养了28名橙剂儿童，以及17名因为美军投下的地雷致残的战争孤儿。”
蒙眬夫妇是谁？所有跟着卫燃过来的人心里都冒出同样的疑问。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拜访蒙胧夫妇，他们就在路对面的那家孤儿院。”
随着卫燃抬起手臂，所有人的视线和所有的镜头也都调转了一百八十度。
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在路对面那家同样才打扫过卫生的小门门口，正有两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脸上带着恬淡的笑容朝着他们挥手。
与此同时，卫燃也穿上了杨哥提前帮忙准备的轮胎拖鞋，和阮明聪一左一右的搀扶着阮友福一边往路对面走一边继续介绍道，“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分别是蒙胧同志，以及他的妻子武梅萤同志。
他们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分别以医生和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越难，参加了抵抗美国侵越的战争，并且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前线记者扎克·基德先生以及黎友福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说完，他也走到了两位老人的身旁，弯腰和他们握了握手，随后说道，“在诸位进行采访之前，在我们走进这座孤儿院之前，我想请大家和路过以及围观的每一个人都做个见证，来验证他们确实是已故的扎克·基德先生要找的朋友。”
卫燃话音未落，几个似乎来自东风排雷学校的安保人员，抬了一张桌子摆在了卫燃的身旁。
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卫燃温和的笑了笑，随后在众多镜头的注视下从里面拿出了一本厚实的相册双手递给了卡洛斯律师。
“卡洛斯先生”
卫燃换成了德语，“请由你来验证这件事，并且公开这本相册吧。”
“这是我的荣幸”
卡洛斯律师说完，却朝他的助手招了招手，后者立刻带着同时搬来了一台大屏幕的液晶显示器放在桌子上，并在接通电源之后拨通了和朱迪律师的视频通话投屏到了显示器上，“我们视频连线的是位于美国阿伦敦的朱迪律师，她目前正在银行的保险库门口等着。”
“大家好”屏幕上，拄着拐杖的朱迪律师面对着镜头热情打了声招呼。
稍作等待，卡洛斯律师翻开了相册，朝着众多镜头一页页的展示着相册里的每一张照片，用英语大声朗读者每一页写下的内容。
最后，卡洛斯特意看了一眼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和摄影师，清了清嗓子读出了最后一段标注，“我们的国家快要完成统一了，这些当年埋下的东西我也都找回来了。
很快，等我们打完最后几场战斗，我就会把这些东西连同这本相册一起寄给你。我的朋友，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期待能在哥伦比亚广播频道，听到T队罪行的报道。
最后，后面几页是我特意挑出来的，我们一家的照片，如果我的妈妈还活着，请转交给她吧，和她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再次看了一眼正在被同行注视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和摄影师，卡洛斯律师缓缓合上相册交给了卫燃，“先生们，我想不用我说些什么了，他们确实是扎克先生要找的人，也确实拥有扎克先生遗产的继承权。”
“卡洛斯律师，我们现在还要知道扎克先生留下的最后一个银行保险箱的密码。”保持着视频通话的朱迪律师提醒道。
恰在此时，坐在轮椅上的蒙胧开口用英语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扎克先生的保险箱密码是将他的社保号反过来。
他的士兵牌上有他的社保号，就在他们兄弟俩的脖子上挂着。这是当年黎友福挖出藏匿的那些底片的时候和我说过的。”
趁着卡洛斯律师帮忙将英语翻译成卫燃能听懂的德语，阮明聪和阮友福也各自摘下了脖子上的士兵牌放在了桌子上，任由那些镜头凑上来近距离进行拍摄。
这两两一组的士兵牌，其中一张是特洛耶（黎友福）的，另一张则是扎克基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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