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谈判中，辽金宋三国都将占有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作为租界，其中金国的租界区最大，金国第二，宋国最后，三国的租界都靠近沿海，依次排开，个租界内实施各自国家的法律，也可以拥有各自的军队和港口，当地国家不能插手，三国互相之间也不能插手，在这次协议中，君士坦丁堡全程没有任何参与的能力，只能在旁边等着被瓜分，不过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东罗马的皇帝虽然感到很是悲哀，但却也只能如此，除非他不想当了，这个傀儡有的是人想当，并不缺人。
除此之外，东罗马帝国这个称呼自然也不能再用了，皇帝这个称呼也必须要换，这天底下只能有一人做皇帝，怎么可以有第二个呢，所以在君士坦丁堡中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仪式，将代表东罗马皇帝的凯撒称号送给了赵昕，然后自己则称呼为国公，这便是东罗马帝国的新称号，而赵昕那巨长的称号之中也增加了一个新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之所以会把这些征服土地的称号加在自己的头上，并不是因为名号长显得酷炫，而是为了让被殖民的国家在听到皇帝的称号时有一些亲切感而已，毕竟若是赵昕只有一个头衔叫做大宋天子，那么印度的老百姓听到之后只会觉得赵昕是宋朝人的天子，并不是自己的。
而若是在赵昕的名号后头再加上一个印度次大陆的皇帝这么一个称号，虽然本质并没有变，但是普通老百姓听起来就会觉得赵昕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这就是称号的作用，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华而不实，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团结凝聚全体国民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就必须要做那么一件事。
君士坦丁堡归属权事宜处理完毕，这么一场战争也总算消失于无形了，接下来三国都纷纷派出了自己的团队进入君士坦丁堡，划定租界，但因为君士坦丁堡毕竟是一座人口大城，大多数的海岸线上已然是充满了建筑物，若想要建造租界，就必须得把这些人给弄走，其人数三块租界区加起来，起码有十几万人之多，这实在是有些劳师动众了。
辽国和金国对此倒是无所谓，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些君士坦丁堡的百姓只不过是被征服区的人而已，根本就不值得保护，把他们赶走就赶走了又能怎样，反正这些人也跟老鼠一样，就算把他们赶到了绝路也依旧能够活下来，根本就不用自己操心。
但宋朝毕竟要文明了许多，虽然文明程度的提高，即便是再铁石心肠的人，让他们就这么离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背井离乡，这些人因为失去了地产，很有可能就会彻底变成赤贫也说不定，这杀孽实在是太重了，更为关键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君士坦丁堡都十分的听话，从来没有一刻反抗过，既然如此，还那么对待其中的百姓那就有些过分了。
赏罚是要分明的，若是随便统治者的喜好来做事，那么一个国家就会没有威信，而对于一个诚心投靠的国家，若是这么对待他们，必然使其余国家心寒，那么这些国家中的百姓对于宋朝的好感也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这是宋朝君臣都不希望见到的，他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不需要打仗的殖民体系，而不是一个不停打仗的殖民体系，那就相当于是一个死人坑，会越陷越深的。
所以在确定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之后，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宋朝官员并没有立即让跟着自己来的士兵们动手，而是立刻写了一封信让一艘船送回去，然后自己带着士兵去找了金国和辽国的士兵，让他们暂时先不要赶人，金国和辽国的士兵又岂会听，但宋朝的官员也有办法，这些人不在乎当地老百姓的死活，但在乎自己的钱啊。
这位宋朝的官员便对辽国和金国的官员讲道：“你看，若是要把这片地方变成租界区，首先要把老百姓赶走吧，到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有流血吧，这是必然的，战争都结束了还要再斗殴，这是不是很烦心的一件事情？肯定是的，所以还不如换一处地方呢。
再来，就算把这里的老百姓全部赶走了，那么在建之前还得先拆呐？君士坦丁堡的建筑物虽然美轮美奂，可并不符合现代建筑的样子啊，既没有完全的下水道，也没有宽阔的马路，更加没有什么绿化，这样一座城市，让辽金宋三国的商人怎么愿意住呢？所以还得把这里的房子先给拆了，这是不是更加浪费时间呢？
所以，还不如另外换一块地方重新开始修建，这样一来，首先可以让君士坦丁堡的百姓们对三国留下一个好印象，再来再来君士坦丁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海岸线上更是充斥着不少十分漂亮的建筑，虽然十分老旧，但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要是捣毁了的话，实在是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是一种损失，因此搬迁到其他地方去，另外规划租界显然是更好的办法。“
宋朝官员的劝说词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辽金两国的官员虽然听不懂那些人类文明之类的东西，但是换一块地方建设租界要便宜一点，这句话他们还是听得懂的，所以他们便让宋朝官员想出另外一处地方来，这个地方倒也不难找，宋朝官员向着海岸线的另一边一指，说道：“我们就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岸建设租界就行了。”
这种方法显然要比直接在当地建设要方便的多，就像当年英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香港租界，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了澳门租界一样，他们所选择的地方都是交通要道然后人迹罕至的地方，为的就是不要太过于影响当地，在海峡对岸去修建一座新的城市，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到时候只要这座城市建设的好，君士坦丁堡的人也会过来，充实人口，又何乐而不为呢？
三位官员的意见很快便传达到了各自君主那一边，宋朝赵昕的态度很简单，他十分同意派遣官员的做法，尽量不干涉当地，尊重当地风俗文化，这是宋朝殖民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只有这样，殖民地百姓的反抗意识才会下降，让当地百姓尽量减少租界对于他们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件好事情。
赵昕没有不同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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